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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洛克林，见前注(3)，页8。

司法也是建立在规范体系上的，并且更具有刚性。司法的目标是在法定程序范围内实现个案公正，并通过个案公正的不断实现促进社会公正。

[2]该定义将公民参与司法限定在审判机关的司法权，也即法律明确规定的可以由公民参与行使的司法权范畴，如陪审。在这个前提下，公民参与司法的社会治理效应才能够有正当的预期，效应评价的标准和公民参与司法的一般原则也才可以得以明确。司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手段，宪法和法律是司法权的根据，无论是解决纠纷，还是规制社会，都必须建立在严格执行和正确适用法律上。公开性原则，就是要求将公民参与司法的程序、参与司法的公民姓名、参与司法发表意见的情况等全面公开，不留让人疑惑的死角。如果司法民主成为人民法院落实司法民主性的动力，在促进社会治理和加强司法自身科学建设方面或许会呈现出双赢的局面。

公民参与司法从制度设计上讲是一个对专业领域的非专业补充，是对司法民主性的具体落实在行政诉讼中，学者目前对证明标准的确定多以对行政相对人权益影响大小作为证明标准高低的决定因素，但作者认为衡量权益影响大小本身并非易事，且根据行政行为性质来决定证明标准高低也缺乏逻辑性，而运用错误成本高低则因聚焦于损失的可弥补性可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能够让学者重新重视行政成本的问题(举证责任人为达到证明标准要求所付出的努力)。(二)排除政治话语纠缠，舍逻辑别无他法 在学术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局面下，张文深切指出，宪法学根本不足以成为一种冷静客观的学术力量，充满价值判断和政治恣意的国家法学也根本不能提供宪法秩序的稳定和安全感。

张文认为，已经建构好的、并且被普遍接受的教义学方案可以让法律人不必在任何案件中都重新去讨论问题。因此，民主体制的根本问题就是，民主体制归谁所有，由谁支配。后者则深深依恋着它的时代，可能只是提出一个或一系列问题。而政治法检讨实际上先验地承认了这一政治事实，即：为了达成人民联合的内在秩序，首先必须认识社会本身，社会事实是基本的政治事实。

(43)分工的重要意义并非让人民获得更多利润，而是通过分工，使人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从性质上来说，这种依赖从机械的依赖变成了有机的依赖，他们不是为了使自己高尚而和平共存，不过是因为和平共存而使自己高尚。孟德斯鸠说，在社会诞生的时候，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制定制度，而此后，就是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

而准备这种法律规则就是法教义学的任务。学术自身不会产生问题。李大钊：《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新青年》1922年第9期。(23)[德]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7)看上去涂尔干的社会事实与政治没有任何干系，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学者都至少表面拒绝将二者拉上关系。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民主体制就是繁荣和稳定的象征？托克维尔说：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象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力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而独自壮大起来。卢梭说，一个瘫痪的人想跑，一个身子灵活的人不想跑，这两个人都将停止在原地不动。(52)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New York,Penguin,1963,pp.240-278. (53)周尚君：《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与制度前景》，《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

三是从政治法之人民联合的内在秩序出发，对主权者/人民、力量/意志的二重性进行解读，提出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概念所蕴含的政治事实属性，从而指出法教义学脱离社会事实的教义化诉求具有高度的政治风险，即去人民化而失去民主体制下最具实力的批判武器的危险，并提出面向事实本身是真正的政治。④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

(24)Murray Edelman,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4,p.5. (25)这同样也是法教义学者的内在精神信条。【注释】 ①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

然而，通过上述论证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中人民联合的内在秩序虽然趋向于确定性政治及其国家治理术，也因此必须依赖制定法及其规范效力，但显然人民联合的秘密不是制定法，也不是制定法权威所构建起来的。参见罗尔斯：《政治哲学讲义》，杨通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8页。而在我国，夏勇1999年综采中西众说而损益，提出了著名的法治十诫，即：有普遍的法律、法律为公众知晓、法律可预期、法律明确、法律无内在矛盾、法律可循、法律稳定、法律高于政府、司法威权、司法公正，并认为人类尊严和自由是法治的核心价值。而根据涂尔干的研究，沉睡的社会(社会整合的缺失)和亢奋的社会(社会整合的过度)同样危险。他认为，前者是法律家或专业法学家的法学，它运用一套法律家创制的法律语言，沿用来自法律家经验的解释方法，完成法律实务之问题解答，以追求实践—技术的知识之旨趣。尽管社会学家将一切社会事实视作为物(38)(经验科学)，但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清醒地认识到，它本身并不能等同于物。

⑦H.L.A.Hart,Concept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 ⑧林来梵、郑磊：《基于法教义学概念的质疑》，《河北法学》2007年第10期。分工不仅仅使得社会成为可能，更使社会的存在获得了政治伦理，同时还使得这种存在格局变得更加复杂、抽象和细致入微。

因此，所有的党派在它们的日常论战中，都要借用司法的概念和语言。(13)那么，排除了上述因素的法律科学需要什么来塑造自身呢？这就是通过价值中立和逻辑周延的方法去形塑法律规范、阐释法律的真实内涵。

(51) 当法律面向社会事实本身时，它已经脱离了任何学科，因为社会问题本身没有学科。他认为，在宪法走向司法保障之后，宪法学就成为为违宪审查(宪法解释)提供规则和知识预备的法律科学，走向实证主义的技术化，真正成为法教义学。

对于技术政治的专业经营者而言，这些提供统治根据的法律规范，就如同股东大会所指定的公司章程。如果力量和意志不协调一致，国家就会解体，不是陷入专制主义，就是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兴起和推动法教义学的发展，对于法学研究者保存自身应有的学术独立地位，以学术独立攫取政治话语权，可能会产生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据考证，与国民相比，人民本低于国民在政治范畴中的地位。

(50)意识形态的人民被外在地建构进人民—非人民的敌我关系中。许德风提出，仅有法律本身，若无法教义学，法律就无法施行。

(29)立法的权力是属于人民公意，且只能属于人民公意。所以，本文无意于否定法教义学的现实关怀、学术成就及其颇值称道的思维方式，而仅仅希望从政治法这一常读常新的独特学术立场出发，重新思考法教义学的教义来源及其可能的政治后果，并由此初步反思法教义学的政治基础缺失。

面向社会事实本身，就是价值中立地理解人民如何说话。人民说了什么(分析反思人民利益的内涵)。

拉班德认为所有历史的、政治的和哲学的因素，对于以具体法律素材为基础的教义学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它的目标就是将反复无常的政治偏见、缺乏专业性的业余研究、新闻评论式的通俗话语从法律科学中排除出去。与其天马行空地质疑制定法中的价值认定，不如恪守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定法体系所表征之形式的价值共识，作为一切具体共识和妥协的一种基础。(12)同时，担负着这一重大而艰巨的解释任务的群体不是别人，而是法学者。而充斥在议会中的除了党派纷争，就是政党的腐化。

(17)托克维尔不仅仅列举了美国民主体制给美国带来的繁荣与稳定，更列举了民主可能产生的无限弊害。事实上，民主体制中这种力量和意志之间的不协调往往有演变成常态化的危险。

当法律没有获得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服从时，如果不是去探求人民的内心，不去面对基本的政治事实，反而进一步洁白自己的羽毛，认为法律不被认同的原因是教义化不足，岂不是南辕北辙。李猛清楚地指出，分工的重要价值，首先不在于它能够通过一种看不见的手，将追逐私利的行为转变为公共的福利和社会的秩序，而在于分工带来了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团结，从而构成了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集体良知。

(30)法律规范获得空前的重要性，因为这些规范是作为非人格性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根据理性的可测定原则和内容制定出来的。人民以什么方式说话(对人民利益做分类化处理)。